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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被《新华文摘》2025年第10期全文转载

原文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1期

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学科属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恰好道出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性。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又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是理论创造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个体一旦加入组织，就首先成为组织的人，然后才是个体的人。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组织人的政治表达体现的是一种组织化的集体意志。这也使得组织的理论创造经常通过个体呈现出来。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才是理论创造的主体而非政党。如何认知这一问题？对于党员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当其参与理论创造时，就已经是以政治生活的主体形式而存在。对于身处政党之外的知识分子，当其所提概念、命题与理论被政党采纳时，就实现了主体性转化。换句话说，相关理论只有被政治生活的主体所采纳，才有实践意义，也才能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的一部分。可见，不论是理论的创造还是理论的吸纳，其直接主体都是政党，由此决定了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基本材料，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文献中去寻找，而不是去主观创造概念。

厘清了理论创造的主体，还需思考理论生成的逻辑理路。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不论是学术体系还是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从概念开始的，没有概念就没有建筑的材料。从概念出发进行学术体系的建构，体现了理论的内生性。这也是西方内源性现代化，或者说依靠自身力量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进行学术创新的一般路径。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没有可以借鉴的外部经验，只能进行自主性探索。

中国革命的后发性，或者说外源性现代化，决定了相关概念进入中国语境的移植性。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以政党、宪政、国家等为代表的政治学概念，以全面借鉴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为目的而引入，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民初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因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全面复制，决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在此不是要讨论制度实践失败的原因，而是要梳理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从作为“国利民福”的政党到“党争亡国”的舆论共识，政党内涵的翻转折射了西方概念引入中国的一般规律，那就是概念先行，内涵衍生的过程，即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不断丰富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到共产国际的理论输入，中国革命在接受“老师”帮助的同时，也受到了不适当干预。面对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社会调查，写作了《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由此表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建构，是建立在对已有概念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当然，这种修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在守正中开拓创新。

何谓概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这种揭示事物本质与内在联系的概念，更似有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标识性”，就在于它蕴含着构成该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它显示了构成该体系的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的“普照的光”和“活的灵魂”，它开拓了建构和发展该体系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而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就不乏原创性概念，这些原创性概念是学术体系建构的必要材料。它们记录了中国革命道路选择过程中的不懈探索，无疑具有标识性意义。同时，因其描述性与指称对象的确定性，而无关概念的修正；需要修正的概念则多是规范性概念。

概念修正代表了一种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实践推动过程。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切身体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其时，党正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发展阶段。教条主义“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入，体现了组织的理论自觉，也是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初始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权威性，使得从概念修正到理论创新，都需要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好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平了道路。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化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更是对历史、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反思。随着社会实践的逐步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探索理论本土化、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坚定走中国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生成的独特性，还体现为政治生活主体的代际更替及其为党的建设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这是因为，个体的思想觉悟、品德修养并不必然带来代际传承。“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党的建设，特别是针对个体的制度性规定，具有代际的重复性，这就使得处理好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成为这一学科永恒的主题。从个体自觉到组织自觉，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挫折与挑战，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成为纠正行动偏向的动力机制，也使得党的自身建设成为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与制度建构的特点，决定了政党与社会的互嵌性。严格意义上说，近百余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深层次上都会有一个政党关照。对于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事实上都已经被裹挟到中共党史党建的研究中了。在此意义上说，中共党史党建学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体系，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理论成果的科学性进行阐释，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涉及本领域的理论支撑与思想方法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谈到，“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因为哪怕是任何一种智力活动的最起码的表现，哪怕是在‘语言’中，都包含有一定的世界观。”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亲历者，每个人都可以就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指点一二。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建构，首先要能够应对来自身边人，或者说社会人的疑问与挑战。譬如，如何看待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如何看待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左”与右的分歧？这些看似常识性问题，实则是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无法绕开的主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现实问题，如果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立后，无法回应社会关切，这一体系也就失去了活力。回应现实关切，就是要对传统问题进行再审视。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求历史之真，务研究之实”，就是要充分借鉴与吸收历史学在史料的考据与挖掘方面的已有经验，以提升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提出“历史性质是中共党史之所以为党史的依据，舍此无他”。需要追问的是，中共党史与历史学在历史属性的范畴里，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如果没有，它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差异性何在呢？建构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必须厘清学科生长的独特性与特殊性。

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史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无疑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有关，而中共党史的历史属性使得它与政治学的差异性一目了然。问题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后，它与政治学的差异性如何体现？同样的问题还体现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关系。可以说，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一体两面的同步推进过程，如何界定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在学术体系上的差异性等，还需进一步探讨。

就外部挑战而言，海外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有着深厚的基础，形成了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代表的诸多精品力作，但也有不少充满价值偏见的粗劣之作。究其原因，除了档案文献的挖掘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外，以西方为中心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是这类学术成果的共同特点。基于此，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虽有其片面性，但确是“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成果。如何应对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挑战，是建构这一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这一命题提出的意义所在。

以中国为中心，思考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必须解决学科理论与规范问题。著名党史学者张静如很早就在思考这一问题，提出了“中介理论”这一概念，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之间有一个发挥媒介，或者说桥梁纽带作用的理论。这种中介理论要有可操作性，亦即可以列出条目，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说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用。特别要避免把这种中介理论艰涩化，避免使用费解的语言或难懂的概念，否则别人无法运用，也就失去意义。这种中介理论要有时代性，亦即反映时代特色，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中介理论要与实际紧密结合，反映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但满足上述条件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如何把“中介理论”向前推进一步呢？它应该是从政治生活的主体即政党出发，以组织生存为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组织过程中生发指导社会实践的思想方法论。如果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中，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就体现为指导上述理论生成的思想方法论。如此，似乎又是在循环论证，可见，解决“中介理论”问题，绝非一日之功。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回应现实的挑战，实现自我的创新性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一方面要应对来自国内外不同学术群体甚至非专业人士的挑战，通俗地说，就是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提供学理性阐释与合法性论证；另一方面又要从服务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出发，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再认知，修正和变革陈旧的“材料与结构”，实现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等的创新性发展。面对挑战，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无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制定第一个纲领，明确了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借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也借鉴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指明了新生政党的奋斗目标。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破解学术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不同于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仅有一个成文的革命纲领；中共二大即对一大通过的纲领进行了完善，从而有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政党实现纲领（目标）的过程就是改造旧世界的过程。回到解释世界的逻辑建构，绝对没有预设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如有学者所言，只有通过构建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才能将中国经验提升到普遍性层面。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实则预设了政党、纲领（目标）在学术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即顶层概念。在纲领（目标）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改造旧世界的不懈探索。把这一探索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进行抽象与概括，无疑就构成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概念体系，这是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的基本材料，或者说基本要素。

回顾中国革命，从李大钊《狱中自述》到方志敏《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无不彰显信仰的力量，彰显真理的力量。难怪斯诺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中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可见，从信仰共同体出发，也就是以组织为中心，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展开研究，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共产主义革命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推翻旧制度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应该说，不确定性是革命的常态，这就表现为不期而遇的各种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同时也使得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推动制度成长的组织力量。可以说，正是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才有了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与此同时，人民战争对制度成长也产生了多重影响，它使得群众团体成为革命政权的组织延伸，也塑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1948年的“五一”口号则促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形成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才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奏。可以说，以重大事件为推动，制度生长于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推动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随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制度逐步代替重大事件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主动性强化顶层制度设计，目的就是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关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知识累进的差异性，应成为学术体系建构的基础性工作。

当事件成为推动制度成长的先导时，政治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如何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少走弯路，是政治过程需要解决的难题。毛泽东曾指出，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这为政党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任何政治过程的展开都离不开思想的引领。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就需要具有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的组织来完成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两种精神的践行者，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与张静如所说的“中介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中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组织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建构